“先锋译丛”（第一辑三册）上市一周，在三联韬奋中心就登上了排行榜的前十名。这样的学术译著，竟受到读者如此青睐！作为编者，我为人们求新知的愿望所鼓舞，同时又感到一种压力：如何为读者提供更好的译作，因此我想谈谈“先锋译丛”的思路，以便与读者沟通。
“先锋译丛”以文化研究为主，兼及与文化研究相关的著作。文化是个不断变化的动态的概念，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但大多数人会认为，文化研究对整个社会科学至关重要。因为社会生活不仅是客体和事件问题，如像自然界发生的现象，而且还是有意义的行为和表达的问题，是言语、象征、文本和各种制品的问题，是通过这些制品表达自己的主体的问题，是通过解释主体的表达和接受表达以求理解自己和他人的问题。简言之，文化研究把整个社会－历史世界作为一种意义领域，探讨个人如何生产、构成和接受各种有意义的表达。因此，它涉及到一系列多学科共有的现象和共同关注的问题，是一种跨学科，跨地区、跨国界的研究，所以，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Jameson）认为，“文化研究……最好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入手，将它视为一项促成‘历史大联合’的事业，而不是理论化地将它视为某种学科的规划图。”“所谓文化研究，最好理解为探讨普遍社会问题的特殊途径，而不是属于少数人的或专门化的领域。”
按照上面对文化研究的理解，“文化”变成了生活经验结构与认识社会变化的一种新的联系方式，变成了一种同时可以讨论两者的话语，它为个人感情结构、社会感情结构以及不断变化的社会机制提供了一种新的洞察。所谓某种社会的文化逻辑，其内涵便是出于这种理解。在这种文化空间里，文化研究必须考虑各群体之间的关系，按照詹姆逊的看法，在文化研究实践中应强调三个层次的解读。第一是政治层次，其方法是把各种文本（包括社会文本）作为一种象征或寓言；例如列维——斯特劳斯在研究印第安人的面饰时便把其内在的形式结构作为一种社会的象征：均衡对称的纹面图案其实是下层印第安人对部落中不平等关系在审美层面上的一种纯形式的解决。第二是社会层次，将关注的对象转向群体（或阶级）关系，转向文本中隐含的意识形态；例如从神话故事对欲望的满足和对美好的向往中解读出阶级反抗的声音，第三是人类生产方式层次，也是最重要的层次，因为不同生产方式的存在导致对抗，群体间的矛盾形成政治、社会和历史生活的焦点，例如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阶段导致殖民主义，在当前后期资本主义阶段则导致后殖民主义。
显然，文化研究直接联系着人们所处的社会现实。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蔓延的今天，人们不可能不考虑各自的文化身份和民族文化的境遇。例如在美国，长期以来人们并不认为存在什么美国的民族主义，用迈克尔·林德的话说，民族主义在美国是“一种不敢说出其名字的政治信条”。然而近来人们却越来越多地听到民族主义这个术语，看到外国货充斥着美国商店里的货架，许多美国人甚至把自己看作是全球化的受害者而不是获利者，于是把他们的民族——国家的边界看得至关重要，以保护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受威胁。与此同时，美国又在世界上推行其普遍论的价值观，这岂不是自相矛盾么？在这种形势下形成的思想意识，势必影响到文化的各个方面。因此文化研究便成了今天知识界的一个重要话题。当然，文化研究崛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出于对其它学科的不满，因为已经划定的学科过于专门化，带有自身的局限性；而文化研究则具有巨大的综合性和包容性，可以涉及到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当代社会里，文化的生产和传播还与媒体工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媒体机制的作用非常重要，其产品充斥着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今天，如果生活在一个没有报纸、广播和电视、没有电话和互联网络的世界，人们不难想象那将是个什么样子。报纸、广播和电视不断向我们提供大量的言语和形象，信息和观念，以及发生在我们所处环境之外的种种事件。电影主角和电视节目主持人变成了亿万观众的共同参照点，虽然这些观众可能从未有过任何联系，但通过媒体文化却可以分享共同的经验和集体的记忆。甚至已经存在数世纪之久的娱乐形式，例如通俗音乐和竞争体育，今天也与大众交流的媒体结合在一起，流行音乐、体育、广告和其他活动基本上都通过媒体工业得到保持和发展，媒体工业不仅传播已有的文化形式，更重要的是正在迅速改变着这些形式，包括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接受的形式。可以说，在当代各民族文化和各种社会日益增加的相互联系中，大众文化交流或文化的媒体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影响着文化的发展，而且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发展。
基于上述种种考虑，“先锋译丛”才将其基点定位于文化研究。正如“先锋译丛”这个名字本身所表明的，我们所选作品带有某种“先锋”的特点，但这里“先锋”一词的含义不是指“先锋派”，而是指新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将尽量跟踪国外文化研究的一些热点问题，选译新近出版的作品，历史不可能割断，因此与当前热点问题相关的作品也将适当考虑。人们可能会说，“新”不一定就好，应该选译一些经典作品，此说固然有其道理。但毕竟新的更贴近当前的社会文化现实，就文化研究本身而言，因其与后现代或后当代（post－con?temporary）社会的密切联系，紧扣当前的社会文化现实，多以“现在时”甚至“将来时”的话语讨论，充满了创新的活力，所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在第一辑的三本书里，我们分别侧重于三个不同方面。《摇滚与文化》收入的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摇滚音乐的文化内涵及其对听众的影响。摇滚音乐在西方影响了现在仍然活着的几代人，在我们国家正在影响着年轻的一代，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认识摇滚音乐无疑具有现实的意义，《“怪异”理论》论及当前在美国出现的文化热点“怪异”的文化内涵及意义。“怪异”（queer）指性别关系中的“奇怪”现象，如同性恋、双性恋、易装癖、第三性等。这些现象通常被人们认为“怪异”或“奇怪”，有这种现象的人常常遭到歧视，形成不平等的群体关系。而有这种现象的人并不认为自己奇怪，而是千方百计地争取与他人的平等关系。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怪异”现象可以与国家——民族、种族、性别、阶级等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相类比，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各种不平等关系的意识形态构成和无意识的影响。60年代是20世纪的一个特殊时期，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法国的学生运动、美国的嬉皮士和反传统运动，都出现在这个时期，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有什么历史意义？《六十年代》收集了当时一些参与者的文章，从不同视角描述了当时的一些活动和事后的认识，并根据今天的认识做了必要的理论阐述。总结60年代，吸取经验教训，仍然是当今学术界的一项重要任务。《六十年代》也许会激发人们思考，不是否定，而是以辩证的、历史化的方法去认识其中的积极意义。
按照我们的设想，“先锋译丛”每年将出版3－4本，每本一个主题，收集多人相关的文章，尽可能反映该主题项下的最新成果。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有许多方面的限制。不过，我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无论作为“头道贩子”还是“二道贩子”，我们都会“贩卖”货真价实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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